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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者與關聯企業的不同公司簽訂了多份勞動合同，并分別簽署了競業限制協議。離職時，勞動者的競業限制補償金該找誰要？用人單位以勞動者的訴訟請求已經超過訴訟時效為由拒賠，法院怎么判？

         甘田先后在清潔能源投資領域的關聯企業A公司和B公司工作，其中A公司是B公司的全資子公司。在職期間，甘田與這兩家公司分別簽訂競業限制協議，當時她沒感到這樣做有什么不便。直到離職后，為索要競業限制補償金時她才發現，多份勞動合同和兩份競業限制協議讓索賠困難重重，她甚至根本不知道錢該向誰要。

         離職時，甘田在A公司工作，卻由B公司與她簽訂解除勞動關系協議。據此，她要求B公司給付競業限制經濟補償，可她提交的是其與A公司簽訂的競業限制協議，最終因索賠對象錯誤未獲支持。無奈，她只得再次申請勞動爭議仲裁，而A公司則以超過訴訟時效為由進行抗辯。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近日終審判決支持甘田的索賠主張。

         索賠找錯對象

         甘田與A公司、B公司分別存在三段勞動關系：2017年2月4日至2017年12月31日，甘田與A公司存在勞動關系；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甘田與B公司存在勞動關系；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18日，甘田與A公司存在勞動關系。

         2018年11月1日，甘田與A公司簽署競業限制協議，約定競業限制期限為勞動合同解除或終止之日起12個月，補償金為每月1萬元。2019年4月5日，B公司與甘田簽署解除勞動合同協議，約定其勞動關系于2019年4月18日解除，同時約定“原勞動合同約定保密、競業限制等相關條款在原勞動合同解除后仍具有法律效力的（如有），仍按照原勞動合同約定執行”。

         2020年7月14日，甘田以要求B公司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為由申請勞動爭議仲裁，仲裁裁決駁回其全部仲裁請求。她不服該裁決，以B公司為被告，A公司為第三人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判令B公司支付2019年4月19日至2020年4月18日競業限制補償金12萬元。

         一審判決載明：“B公司雖作為解除勞動合同協議的主體與甘田解除勞動關系，但該協議中并未明確約定由B公司承擔A公司關于競業限制項下的相關義務。因此，甘田基于與A公司簽署的競業限制協議要求B公司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缺乏依據，不予支持。”該判決駁回甘田的全部訴訟請求。

         此后，甘田將B公司、A公司作為被上訴人，上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二審法院認為，甘田雖與A公司重新簽署競業限制協議，但該協議的相對方為A公司，對B公司并不發生效力。甘田亦無其他證據證明B公司應替代A公司成為該競業限制協議的履約主體，故甘田上訴要求B公司向其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法院不予支持。同時，二審法院判決書載明：“甘田上訴要求A公司向其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屬于二審期間增加的獨立的訴訟請求，B公司、A公司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處理，故本院對此不予處理，甘田可另行主張權利。”據此，二審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院判決“撥開迷霧”

         2022年11月4日，她再次申請勞動爭議仲裁，并將索賠對象鎖定為A公司。由于A公司未參加庭審，經缺席審理，仲裁機構于2023年8月10日裁決駁回甘田的仲裁請求。

         甘田對此不服，于法定期限內訴至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

         法院根據查明的事實認為，甘田與A公司簽署了競業限制協議，約定競業限制期限為勞動合同解除或終止之日起12個月，補償金為每月1萬元。上述約定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雙方均應依約履行。甘田于2019年4月18日與A公司解除勞動合同，其要求A公司支付2019年4月19日至2020年4月18日期間競業限制補償金12萬元的訴訟請求，于法有據，應予支持。依據勞動合同法第23條的規定，法院判決A公司支付甘田競業限制補償金12萬元。

         員工獲賠補償金

         A公司不服一審法院判決，上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上訴稱甘田首次依據其與A公司簽訂的競業限制協議，向A公司主張競業限制補償金的時間是2022年4月，即上次二審案件時，其訴訟請求在當時已經超過3年訴訟時效。另外，甘田作為親自簽署兩份競業限制協議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主體認識錯誤，而是怠于行使權利。

         二審法院認為，該案的爭議焦點在于甘田向A公司主張競業限制補償金是否已過訴訟時效。該案仲裁階段，A公司未參加仲裁庭審，未提出時效抗辯。公司在仲裁階段的不作為行為，屬于對自己時效利益抗辯權的默示放棄，產生答辯失權后果，A公司在一審訴訟中再提出抗辯，一審法院不予采納并無不當。A公司上訴主張甘田惡意提供錯誤地址使其未參與仲裁庭審，但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證據予以證明，不予采信。

         甘田離職前與A公司存在勞動關系，但離職時與A公司的關聯公司B公司簽署解除勞動合同協議，甘田因主體認識錯誤基于該協議的簽訂主體曾向B公司主張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不存在怠于行使權利的情形，未超過訴訟時效。

         最終，二審法院認為A公司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原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北京市總工會勞模法律服務團成員、北京謙君律師事務所武麗君律師認為，母公司和子公司均是獨立的法人主體，如無特殊情況，子公司簽訂的合同僅對子公司產生約束力，不會延及母公司，當子公司未履行合同義務時，應當依據合同約定和法律規定向子公司主張賠償責任。此外，勞動爭議案件如涉及時效抗辯的，當事方應當在仲裁前置程序審理中提出，如因自身原因未參加仲裁審理或在仲裁程序中未明確提出的，均會視為放棄時效抗辯，法院在后續審理中不會再支持其所提出的時效抗辯。

         （應保護勞動者隱私，文中甘田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