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救”還鄉 貧窮會不會驅使再返

　　深圳“童工”困局待解

　　晚上6點，吃完飯的沙馬沙依和小工友站在路邊玩手機。半小時后，就要開始晚上的工作了。閆軍攝

　　【核心閱讀】

　　深圳一家企業涉嫌使用73名來自四川涼山的彝族“童工”。有7名員工承認自己不滿16周歲，但由于缺乏身份證明，這批員工的真實年齡仍待查實。目前，這批員工已經被送回鄉。

　　據了解，他們在工廠里每天要工作11個小時至12個小時，每月工資僅2000元左右。可是，由于家庭困難，他們對回鄉后的生活仍很迷茫，不排除再次外出務工的可能。

　　在現場，記者還遇到一名15歲的小姑娘，她表示：“暫時還沒上班，年后再過來。”

　　2013年的最后一天，彝族小姑娘沙馬沙依（化名）坐上了回家的長途大巴車。兩輛大巴車載著73名彝族涉嫌“童工”從深圳回到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短短10天，在深圳的“打工”之旅結束。

　　雖然知道是因為“童工”的身份被送回鄉，但沙馬沙依對這一讓外界議論得沸沸揚揚的身份并未過多地在意，她憂慮更多的是，不明白為什么要被送回去？為什么總是要回答“你幾歲”的問題？下一份工作在哪里……

　　10天“都市”打工之旅

　　2013年12月22日，經過兩天的長途跋涉，沙馬沙依的130多名同鄉從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來到深圳。

　　位于深圳寶安區西北部的福永大洋田工業區，并沒有都市的繁華，小商場里傳來的電子音樂網絡歌曲震耳欲聾，塵土飛揚的街道垃圾隨處可見。而對于沙馬沙依們來講，這里充滿了新鮮，雖不了解深圳這座城市的歷史與現實，但能在這里賺到錢，是他們最實在的想法和目的。

　　12月23日，還沒來得及熟悉周邊的環境，沙馬沙依和小伙伴們被中介帶到了不同的工廠，安排在不同的宿舍，開始了第一天的工作。每天上午8點，她們都必須準時出現在流水線上，晚上9點半才能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宿舍，長達十一二個小時的工作，只有兩個半小時的吃飯和休息時間，沒有加班費與其他補助。

　　其中，70多名新員工所在的公司名叫可立克。他們大多數人都被安排在電源車間做普工，負責電源的組裝、打包等，固定月薪2000元。

　　據了解，可立克公司是一家專門從事電源及磁性元件研發、生產、銷售的科技企業，生產電源適配器、儀表電源、通訊變壓器等電子產品。深圳總部高峰期員工達到3000多人，屬于勞動力密集型企業。

　　12月27日，經舉報，寶安區人力資源局勞動監察大隊及福永街道勞動辦成立聯合調查組進廠調查。執法人員詢問年齡的時候，他們的答復均是16歲或17歲，但并無一人能拿出身份證。

　　12月28日，可立克董事會秘書段軼群表示，據她所知，公司并沒有故意使用未滿16歲童工。“有30名女孩不愿意被卷入該事件而提出離職意愿，目前已被勞務派遣公司接走，送回了涼山老家。”對于中介公司是否在孩子年齡上造假、有無克扣孩子工資等問題，段軼群表示不知情。

　　12月30日，記者在可立克公司遇到一名15歲的小姑娘，她剛剛從惠州工廠過來。“惠州那邊工作很累，我朋友介紹我來這邊。暫時還沒有上班，年后再過來。”下午5點半下班后，工廠門口的小攤旁邊聚集了周圍工廠的員工，一盒3元的腸粉或者煮玉米，三五個人拼湊在臨時的露天桌子旁，草草應付了晚餐。

　　12月31日，聯合調查小組發表通告，可立克、德林克公司均存在使用彝族員工的情況，均經中間人介紹陸續入職，期間有部分員工自行離職、或由公司委托中間人送回原籍。目前兩公司共有在職彝族員工73名，勞動監察部門通過調取員工履歷表、現場調查筆錄以及公安部門核實戶籍信息等方式進行了調查，發現相關資料與現場調查情況出入很大，無法證實員工的身份和年齡。

　　福永街道宣傳科相關負責人表示，雖有7名員工口頭承認自己不滿16周歲，但也缺乏有效身份證明、真實戶籍資料等充分有效證據。為此，需要在戶籍所在地公安部門的協助下，對包括7名重點嫌疑童工人員在內的73名員工是否屬于童工作進一步的核實。

　　當日下午6點，由寶安區人力資源局、寶安公安分局、福永街道組成的聯合調查組抽調23名工作人員組成工作組，租用兩輛大巴，專門護送可立克、德林克公司共73名彝族員工返回四川涼山，并會同當地相關部門進一步調查核實身份。

　　個別企業利益驅使

　　目前，深圳市有關部門已與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人力資源部門、公安部門取得聯系，并由寶安區人力資源部門、公安部門與街道等委派專人赴當地會同有關部門進行深入調查取證，除對上述7名嫌疑童工深入核查，同時對其他66名人員也做進一步調查核實。寶安區人力資源部門表示，將根據核查結果對涉事企業依法嚴肅查處。

　　上海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律師樊森英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未成年工特殊保護規定》以及《禁止使用童工規定》等法律法規頒布施行后，我國對于解決童工現象的政策法律已經基本建立。《禁止使用童工規定》明確規定使用童工屬于違法行為，并規定了相應的法律責任。

　　段軼群稱：“這些員工面孔看起來似乎很小。但當時處于用工緊張期，所以就先招進來了。”但是，根據相關法律，只要員工未滿16周歲，不管用人單位是否知情，都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禁止使用童工規定》中，明確有“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處5000元罰款”的規定。

　　段軼群表示，今年“用工荒”很嚴重，“尤其是春節前一兩個月工廠招工很困難”。記者在大洋田工業區內發現，隨處可見的宣傳欄上貼滿了各式各樣的招聘信息，有的企業直接做一個海報擺在公司門口。也有媒體曝出，因勞動力匱乏，珠三角地區出現“黑洋工”現象。

　　段軼群對記者表示，不會為了節約一點點成本就違法使用童工的。而對于為什么使用童工會節約成本卻不予答復。

　　經過調查，記者了解到，在大洋田工業區普工的平均工資是每小時11元，按照這個標準計算，每個員工每天工作11小時，每月30天，應發工資3630元。實際支付給這些涉嫌“童工”的是2000元，企業每月從每個人身上“節省”1630元，而雇傭這樣70個孩子，每月可節省開支逾11萬元。

　　和可立克、德林克一樣，雇傭未滿16周歲未成年人的企業似乎并不是少數。周邊居民稱，“幾乎每個工廠都有這樣稚氣未脫的‘員工’，看上去都不到16歲，大部分來自四川、貴州、江西等勞務輸出大省。”而多數中介機構并不會把16周歲當成門檻，“小孩比較好管理，如果帶來的人數夠多的話，發工資都是你說了算。”

　　送回家之后怎樣？

　　被遣送回家的時候，帶著弟弟妹妹一起的曲比阿美（化名）并不想走，“家里有7個兄弟姐妹，不出來打工怎么辦呢？”阿美說這話時帶著勉強的笑容。盡管她堅持說自己20歲、妹妹17歲、弟弟16歲，聊起天來她又透露出自己剛剛初中畢業的信息。

　　大多數伙伴和阿美有一樣的想法，在深圳能賺到錢，在家只有貧窮。阿美的網絡空間里有一個相冊，叫“我的家鄉”。群山環繞的小山村，炊煙裊裊。這世外桃源般的景色是很多城里人向往的地方，而真正生活在這里的人想的是如何走出大山。閉塞的交通、落后的教育，使很多孩子被迫中斷了學業，走出大山謀生。

　　雖然在深圳，他們被無良中介與企業盤剝，長期加班，沒有休假。但短短10天的打工之旅結束，回到老家，他們能做什么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表示，在偏遠農村，兒童輟學率并不低，這是不能回避的社會問題。“貧窮將這群孩子推到城市，現在又被送回去。原本該在學校里讀書的年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未來社會的發展應該更多的照顧到偏遠、貧困地區，兼顧地區公平。”

　　“當地經濟不能發展，依舊不能保證孩子的受教育權。現在把孩子送回家，他們不可能再回到學校，過一段時間還是要出來打工，童工問題也將是一個無解的循環。”該專家表示。

　　記者還在工業園區看到另一些年輕的打工者：夸張的耳環、破洞低腰牛仔褲、怪異的發型用劉海遮住半張臉，兜里基本上是“山寨”手機，網絡社交空間里則是各種網吧為背景的照片……這些年輕的工人被定義為“殺馬特”。這個音譯英文smart，原意為時尚的、聰明的，這里卻是截然相反的含義。

　　“殺馬特”即“農村非主流”，流傳于城鄉結合部，成為一種青少年亞文化現象。一位社會學家表示，農村輟學的孩子來到城市打工，他們試圖融入到城市，并不能真正被接納。現實中，他們在走向“城市化”的過程中，面臨更多的嘲笑和歧視。另一方面，他們也和祖輩的農民形象相去甚遠。

　　該社會學家認為，這個群體教育背景有限，經濟收入微薄，殘酷的生存環境以及逼仄的發展未來，讓他們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識尋求更高層次的發展。于是，他們面臨著既不能成為城市人，也不愿回到農村的“尷尬”境地。“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這種阻礙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差距，也表現在精神上的隔閡。”